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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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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南方都市报》9月25日《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书评
2011-11-17 09:01:42
栗月静

ISBN 978-7-300- 13766-7
著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出版时间:2011.7
定价:¥65.00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Zernon Davis,1928-),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领军人物,主要研究欧洲近代早期史。先后执教于布朗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HenryCharies Lea历史学教授,兼任多伦多大学历史学与中世纪研究教授、比较文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两项引人注目的历史写作运动,美国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作为这两项历史写作运动的革新者和领导者广为人知。其中一种称为“来自底层的历史”,关注普通人和边缘人的生活,对娜塔莉来说这还意味着为男权社会里的女性代言。另外一种称为“微观史”,借助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事件和特别人物来透视当时的社会整体,从一滴水一粒沙中看到整个世界。这两种历史观念在娜塔莉的作品中相互交织,难以分割,不过,如果说《马丁·盖尔归来》是娜塔莉微观史的代表作,那《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则
集中体现了来自底层的历史,而娜塔莉所有的作品又可以看做她的心灵史。

局外人

    像很多关注“来自底层的历史”的历史学家一样,娜塔莉有着左派的背景,政治在她的生活里有重要的意义。娜塔莉出身于思想开放的犹太家庭,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底特律长大。她很早就成了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娜塔莉后来说,她一直记得第一次在历史课上读到《共产党宣言》时的兴奋。

    在大学,娜塔莉很快与一个数学家钱德勒·戴维斯相爱(娜塔莉称她的丈夫为数学家和作家)。20世纪50年代,娜塔莉和人合写了一本攻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小册子。不久之后,非美活动委员会传唤了她的丈夫,钱德勒拒绝与他们合作,密歇根大学因此解雇了他,钱德勒最终以蔑视国会的罪名处以5个月的监禁。在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的时代,戴维斯夫妇的护照都被没收,娜塔莉的被没收了8年。对于一个研究法国近代早期历史的学者来说,不能出国对她的毅力和智慧都是巨大的考验,娜塔莉以非凡的才学只靠在图书馆里读资料就出色完成了博士论文。此后,她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先后在多伦多、伯克利和普林斯顿任教。

    简单地在她的政治经历和以后的作品之间画等号,也许是错误的。不像很多经历了麦卡锡时代的人,娜塔莉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尽量做到不去怨恨。她说:“很久之前我就决定不为这段经历痛苦,钱德勒不是被关在纳粹或者苏联的监狱里,我们也没有被关进集中营。”

    在娜塔莉的成长过程中,她一直是一个局外人:终身都是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一个试图在5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的女性,一位保守密歇根州里的激进左派。但是她有疼爱自己的父母,在学校里非常受欢迎,学业、事业和家业都很成功,她的疏离之感没有发展成怨恨而是一种温暖的乐于与人交往的和气,还有对人类处境反讽性的敏感。正是这些特质,而不是她的政治行为,孕育滋养了她的大多数作品和她所采用的方法。

为小人物立传

    虽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学技巧,但娜塔莉避开大部头的著作,以短小、丰富、光彩夺目的论文见长。《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虽然是由写于六七十年代的8篇文章组成,但是每篇之间可以通过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关系网相互联系起来,一篇文章中的一个问题通常会直接地与另一篇文章产生关系。

    娜塔莉最出色的作品,都是通过对个人故事的讲述,让我们来了解过去的遥远时代。在她最有名的《马丁·盖尔归来》中,她给我们描述了16世纪的农民马丁,他离家参军,多年之后回到家乡,发现不但他在村里的位置甚至在床上的位置也已经被人取代。《边缘中的女人》分析了17世纪的寡妇玛丽·盖亚特,她为了宗教誓言放弃了年幼的孩子,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在印第安人中传播福音。《骗子旅行记》的主角是穆斯林学者和外交家莱昂,在被地中海的天主教海盗抓住之后,他转信天主教,写了很多有关北非地理的书。而《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一书则是群像,农民,尤其是城市工匠和“小人物”是本书的焦点。当权者、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当然不能被完全排除历史图景之外,但是他们主要作为下层人的对立面,作为参照物而存在。

    比如“里昂的罢工和救赎”聚焦于印刷职工,他们和其他工匠都被称为“小人物”。这些人从农村、其他城市甚至法国以外来到里昂。三四个人围着一台印刷机一起工作,“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打发闲暇时光。在酒馆中喝酒聊天,在街上闲逛,找这样那样的乐子”。

    在“里昂的罢工和救赎”这篇有关16世纪里昂印刷工人的论文中,娜塔莉其实很容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印刷工人为什么信仰新教,又为什么联合起来罢工对付同为新教徒的出版商人和印刷作坊的师傅。但是她却去寻求人类学的对人类行为的更微妙更复杂的解释。

    娜塔莉认为,16世纪的印刷工已经能够从容区分经济要求和宗教骚动之间的不同。印刷工们在里昂繁荣的大街上高唱新教圣歌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要更多的工资。他们建立了不同于印刷业行会(印刷行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的自己的行业组织“格里法林团”,并采取一套有效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经济要求。他们也不指望自己的罢工能够结束天主教已经持续了八九百年的教士暴政。对这个目标,他们会与出版社商和师傅一起出版新教书籍,最后刀枪上阵用武力来解决。

“他们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是一样的”


   另一位关注底层民众的伟大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文章常常透露出对压迫老百姓的社会统治阶层的愤怒,而戴维斯文章的调子更乐观更充满希望,也更关注人民在塑造和重新塑造他们的生活时所采取的方式。“城市妇女和信仰变化”是书中最轻松流畅最好读的一篇,娜塔莉考察城市里新教传播之后,某些改革派女信徒如何反抗神父们,为什么皈依那看似能使她们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新宗教,但留给他们的依然是不平等。

    在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这一点上,娜塔莉有着与众不同的警醒,这让她对底层人和民众文化充满尊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她有关印刷品传播的两篇文章中。如果说“印刷与民众”分析了底层文化形象的材料来源,那“谚语智慧和大众谬误”考察了学者和民众的关系。“来自底层的历史”写作运动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当时欧洲有教养出身优越的学者,纷纷搜集民间习俗和谚语,借此来反映人民的行为和言谈,还有人不辞劳苦地记录农民需要纠正或根除的习惯和观念。

    娜塔莉认为,他们在解释民众文化时都显得很无力。这些知识分子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是他们是憎恨还是热爱民众,也不在于他们与民众的距离远近,而在于他们的工作缺少两种品质:出于大众文化自身的缘故而对其感兴趣,不管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其他意义;还有就是对民众文化的尊重。

    这也是娜塔莉自己的反思:“身为研究前工业时代欧洲大众文化的当代史家,我们对民众抱有强烈的兴趣。但我不能确定我们是否真的足够尊重他们。我们不能设想自己只是在观察研究对象,这些下层人在符号、社会交往和技术装备方面跟我们有所不同。我们最好设想,他们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是一样的,当我们考察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如果我们弄错了他们也可以回馈给我们。”

    如此谦虚而谨慎的态度才无愧于娜塔莉一贯的追求。

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联系

    娜塔莉避免了很多学院派历史学者常犯的错误:把人类的行为解释为毫无幽默感的理智游戏。她说,书本气十足的联系绝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联系。

    “暴力仪式”是娜塔莉非常著名的论文,是关于圣巴托洛缪大屠杀和对所有因为宗教信仰而引发的恐怖行动进行解释的文章,但是却传达出对施行屠杀的人的理解,理解他们的目标和感情。在娜塔莉看来,他们不是“多头兽和疯狂的乌合之众”,宗教暴力不是疯狂、失落和偏执的原始心智的产物。

    她认为,这些城市暴民是社群中有切身利益的男女,不是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他们可能是工匠甚至身份更高的人,他们每天都能堂堂正正地出现在邻居们面前。而且不管他们的行为多么残酷,他们的暴力行为并不是随便和无限度的,而是有特定目标、特定手段的,这些手段属于传统形式的惩罚和破坏行动的范畴。

    宗教暴动倾向于在人们确信宗教与政治当局无力,或需要他们帮助履行职责时发生。宗教暴力通常于礼拜或仪式时在特定地方发生,这个地方对于宗教群体的一方或双方来说具有神圣意义。比如看到十字路口或墙缝里的圣母像,一群新教徒就会过来嘲笑那些崇拜她的天主教徒,接着就会发生打斗。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情节非常典型。一场隆重的婚礼,人们开始为仪式应该是天主教的还是新教式的发生争执,接着节庆变成了暴力仪式。暴力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免责屠杀,杀人者必须不把被害者当做人来看,认为他们已经变成了害虫和恶魔。而暴力仪式完成了他们非人化的过程。所以,在天主教屠夫用切肉刀屠杀对手时,另一个人则被绑在独轮车车轮上活活翻滚而死,而人群还喊着:“拿醋和芥末来。”

    在娜塔莉指引下,我们开始认识到,那些污秽、耻辱和酷刑的可怕宗教暴力和行动范畴都可以追溯到《圣经》、礼拜仪式、政治当局的行动,或者民间的审判传统中去,这些行动都旨在净化宗教社群并侮辱敌人,减少其害处。

    通过对16世纪法国社会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切入,娜塔莉揭示了近代早期法国的变迁方向,所采用的方法,是“案例研究”而不是系统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微观史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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